“50%误诊率很正常”的想法很不正常 等
“50%误诊率很正常”的想法很不正常
医疗鉴定报告还未出来，医院负责人却摆出“有50%的误诊率很正常”的沟通姿态，试图说服患者家属接受眼前的事实。问题是，它真的能够成为医院的免责金牌，并且能够做好说服工作吗？值得怀疑。
这个数据未必就客观可信。多位专家已明确提出，“门诊误诊率高达50%”的说法不准确，数字来源缺乏科学统计。即使临床误诊率真的很高，这同样也不能成为推责的理由。在导致死亡的医疗纠纷面前，需要通过医疗鉴定来判断是客观因素造成的，还是人为失误？而在鉴定结果未出来之前，谁也不知道这究竟是否正常？如果是人为造成的医疗事故，它显然就是不正常的。而在这种很敏感的时刻，医院负责人过早地去下那些任何有利于自己的结论，都很容易令自己处于被动的位置，让人感觉有推卸责任及马虎应对之嫌。而且，这样很容易造成误导：在医院眼里，误诊是正常的，死亡也是正常的。因为太“正常”，所以医院根本不需要对此负责。这种错误的表达很明显会伤害到患者家属的心理，进一步去激化医患矛盾，增加对抗情绪。——《广州日报》
, 百拇医药
在三天内，两名患者不明原因猝死在河北钢铁集团舞钢职工医院。在接受采访时，医院负责人一句“有50%的误诊率很正常”一时引起轩然大波。对此，《广州日报》有评论认为：如果医院对待误诊的态度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“正常”，不管它是迫于外界的压力，还是一种“心安理得”的潜意识，都会令人们感到不安，并因此削弱对医院的信任。
防范篡改病历，需完善立法
根据现有法律法规,病历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主要归医方所有,患方仅允许复印或复制客观病历部分,不允许复印或复制主观病历部分。患方能够拿到的只有内容比较简单的病历记录,而详细治疗方案、具体治疗过程记录、药品处方,以及注射、吃药、抢救等治疗步骤的具体执行时间等记录,都保留在医生手中。正是这种医患信息不对称,病历资料不透明,为医方篡改患者病历留下了违规操作的空间。
, 百拇医药
医治篡改病历乱象,需要对症下药,药方就是尽快设计和完善“良法美制”,并不折不扣地予以执行。具体来说,可以从三个方面着力：一、从法律上增强患方对病历资料的控制权，赋予患方查阅、复制病历资料及控制病历资料的权利。这样不仅能够帮助患方更好地了解医疗服务的运作细节,以公开和透明促进医疗机构提升服务质量,还能增进患者与医务人员之间的交流、沟通和理解,有助于在良性互动中建立彼此信赖的医患关系。二、增大篡改病历行为的违法成本。一方面要订明隐匿、伪造或者销毁有关资料的情节严重情形,防止监管部门滥用自由裁量权；另一方面,要增加违法行为的刑事制裁手段。三是以立法的形式增强防范机制。目前,我国正在推进医疗信息化改革,相关部门应以此为契机,完善法律规范,保证病历的真实完整。
——《新华每日电讯》
在医疗纠纷中,真实完整的病历是还原责任的重要依据,但在近年间，篡改和销毁患者病历的事件时有发生。对此，《新华每日电讯》有评论认为：医治篡改病历乱象，需要对症下药，药方就是尽快设计和完善“良法美制”，从根本上进行防范和规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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泛滥的医疗广告种下医患交恶祸根
泛滥的医疗广告中，泛滥着对药效的夸大。在这些广告中，没有不敢说的话，没有治不好的病。缺乏医学知识的公众对医疗仅有的一点认知，很多就是在虚假医疗广告的耳濡目染中习得的。在虚假医疗广告的日常轰炸下，患者自然对医疗有了很多不切实际的期待。当他们带着“癌症可以治愈”、“医生能药到病除”、“医院能妙手回春”之类的期待来到医院，而医院又无法满足他们这种不切医学实际的期待时，可想而知会发生怎样的冲突。
泛滥的医疗广告，还助长着医疗圈的浮躁，其折射出的，不仅仅是广告的虚假，还是一种败坏的医疗文化生态。药商会把巨额投入花在广告宣传中，却在其他投入上无比吝啬。典型如哈药集团，广告投入是环保投入的27倍，烧钱营销却称无力治污；修正药业，仅一个月广告投入就达3亿元，可为了节约一点成本甚至不惜使用“毒胶囊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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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商迷信广告效应，患者迷信广告宣传的药效。医患关系，也正是在这种投入的错位和期待的错位中不断恶化。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会明白，化解医患冲突，简单归咎于医生和患者都无济于事，首先有必要从治理泛滥的医疗广告上入手。 ——《中国青年报》
长期以来，医疗广告通过各种渠道无孔不入地占据着人们的眼球，其中大量虚假宣传信息严重误导患者。对此，《中国青年报》有评论认为：虚假医疗广告夸大疗效，给患者传递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。而这种“对医生和医院不切实际的期待”，很多时候正是医患冲突之源。
学香港缓解医患矛盾
, http://www.100md.com 香港的医疗机构在市民心目中有很高的信誉，在那里也从未听说过有“医闹”的出现，更不要说出现患者残杀医生泄愤的事件。因此，不妨学学香港缓解医患矛盾的做法。
首先，政府的大量投入让患者享受质优、价廉的医疗服务。在香港公立医院，所有患者都能享受廉价而优质的服务。最低生活保障领取者更是免交所有费用，经济确实有困难者，只要有合理说法，费用一般也可以免除。所有这一切都是由香港政府“埋单”。
其次，医生的良好职业操守赢得了患者的信赖。在香港，所有医生和病人交谈时都是轻声细语，十分耐心，也不存在医生开大处方的现象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香港医疗界的行业操守非常严格，如果出现违规情况，医生就有可能被拒之于行业门外。
最后，完善的投诉渠道成功化解了医患争端。香港每家公立医院或诊所都有一名病人联络主任，处理口头或书面的投诉，并会有专人进行调查和跟进。患者若对医疗服务或者质量等方面有不满，可以向院方投诉，而院方则会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进行答复。如果患者不满意答复，可再向中立的公共投诉委员会投诉，或通过民事诉讼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。
, 百拇医药
——《人民日报》
近年来，国内一些医院屡起医患纠纷，甚至发生致人伤亡的恶性事件。对此，《人民日报》有评论认为：缓解医患矛盾，不妨借鉴香港的做法，一方面政府要加大投入，改善诊疗条件，让患者看病更方便、更便宜；另一方面，医疗机构要切实提高医疗质量，改进服务态度。此外，还要让患者的投诉能得到及时处理。
警务室要为重建和谐医患关系服务
近日,卫生部、公安部联合发布了《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》,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公安机关在医院派驻警务室。对此，《法制日报》有评论认为：让警务室在医患关系的重建中,真正发挥出其应有的中立调解和淡化矛盾的作用。
, 百拇医药
医院警务室的设立,其实并非是普通人理解的帮谁不帮谁,而更重要的是起到制止伤害和调解纠纷的作用。在医患双方都只站在自身立场考虑问题,因而容易走入极端的情况下,确实需要一个中立的机构,在纠纷中起到一个协调的作用。如此一来,我们就不难发现,医院警务室的设立,其实有着必要性。
医患关系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平等的关系,这个关系中的双方都有着需要正视和维护的合法权益。为医患纠纷的处理和医患关系寻求一个合理完善的机制,与保护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医院免遭“医闹”骚扰的权利,不能混为一谈。更何况,对医疗机构治安环境的维护,同样也是保护其他患者的正常就医权益。我们不妨把对医院警务室的质疑,转为对其正常运行的公开监督,让警务室在医患关系的重建中,真正发挥出其应有的中立调解和淡化矛盾的作用。
——《法制日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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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患需要换位思考
近日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生的患者刺杀医生事件，让社会各界都在对医患关系进行反思。 对此，《人民日报》有评论认为：患者要体谅医生的辛苦，医生也要体谅患者的不易。只有用心换心，医患关系才能走向和谐。
据杀害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的犯罪嫌疑人李某说：“我对医生肯定有误解，但医生不了解我的辛苦。” 看来，医患双方要学会换位思考。
北京儿童医院张金哲院士，每次接诊总要站起来迎接患者，看完病还要把患者送出门，让患者感受到一种尊重。北京协和医院一位医生为一位患者做了肺癌切除手术后，每年逢手术这天，患者都要亲自登门探望这位医生，以示感谢，从43岁一直到73岁，风雨无阻。这样的医患关系，能不让人感动吗？如果医生设身处地从患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，尊重患者，关心患者，即使有点差错和失误，也容易得到患者的宽容和理解。
, 百拇医药
患者由于受疾病折磨，很容易产生烦躁焦虑等心理。如果医生只看病不看人，不关注患者的疾苦和主观感受，就很容易激发患者的不满情绪。例如，患者多说几句话，医生就不耐烦；在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时，医生过分强调风险和不利因素，而不给患者家属信心和安慰。这些都是导致医患纠纷的隐患。因此，一个医生不管医术有多么精湛，如果漠视患者的心理感受，就不能算是一个好医生。即便治好了患者身体上的病症，也很难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。
医患双方是一个战壕的战友，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。如果医患之间能够多一分理解，少一分猜疑，医患关系就会越来越和谐。
——《人民日报》
, 百拇医药 医院“自备药店”为哪般？
为了遏制过度医疗，卫生主管部门对医院有“药占比”的考核指标，一般而言，医院被允许的“药占比”为45%。那么，如何才能既赚更多钱又不超红线？宁波这些医院给出的对策是开药店。
尽管药还是那些药，钱还是那些钱，但因为两条路径两本账，就再无超线违规之忧：“药占比”还是45%，甚至可以不足45%，但医院的钱却不但没少赚，且还可以越赚越多。废除“以药养医”是大势所趋，但如此“一院两制”的背后，却是变相的“以药养医”。
如果说政府的“公益心”是医改成功的保证，那么医院的“公益心”亦是医改成功的前提。医院的“公益心”如何，将直接影响到医改的效果。没有“公益心”，就难以对既得利益的自我剥夺，而移花接木的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”则几乎是必然的，医院“自备药店”显然是最新的例证。
——人民网
近日有媒体报道，在宁波一些医院，为了不让药品收入“肥水流入外人田”，除了原有药房，还在院内开了药店。不少病人拿着盖章的处方单到药店配药。对此，人民网有评论认为：政府的“公益心”是医改成功的保证，那么医院的“公益心”亦是医改成功的前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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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鉴定报告还未出来，医院负责人却摆出“有50%的误诊率很正常”的沟通姿态，试图说服患者家属接受眼前的事实。问题是，它真的能够成为医院的免责金牌，并且能够做好说服工作吗？值得怀疑。
这个数据未必就客观可信。多位专家已明确提出，“门诊误诊率高达50%”的说法不准确，数字来源缺乏科学统计。即使临床误诊率真的很高，这同样也不能成为推责的理由。在导致死亡的医疗纠纷面前，需要通过医疗鉴定来判断是客观因素造成的，还是人为失误？而在鉴定结果未出来之前，谁也不知道这究竟是否正常？如果是人为造成的医疗事故，它显然就是不正常的。而在这种很敏感的时刻，医院负责人过早地去下那些任何有利于自己的结论，都很容易令自己处于被动的位置，让人感觉有推卸责任及马虎应对之嫌。而且，这样很容易造成误导：在医院眼里，误诊是正常的，死亡也是正常的。因为太“正常”，所以医院根本不需要对此负责。这种错误的表达很明显会伤害到患者家属的心理，进一步去激化医患矛盾，增加对抗情绪。——《广州日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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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三天内，两名患者不明原因猝死在河北钢铁集团舞钢职工医院。在接受采访时，医院负责人一句“有50%的误诊率很正常”一时引起轩然大波。对此，《广州日报》有评论认为：如果医院对待误诊的态度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“正常”，不管它是迫于外界的压力，还是一种“心安理得”的潜意识，都会令人们感到不安，并因此削弱对医院的信任。
防范篡改病历，需完善立法
根据现有法律法规,病历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主要归医方所有,患方仅允许复印或复制客观病历部分,不允许复印或复制主观病历部分。患方能够拿到的只有内容比较简单的病历记录,而详细治疗方案、具体治疗过程记录、药品处方,以及注射、吃药、抢救等治疗步骤的具体执行时间等记录,都保留在医生手中。正是这种医患信息不对称,病历资料不透明,为医方篡改患者病历留下了违规操作的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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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治篡改病历乱象,需要对症下药,药方就是尽快设计和完善“良法美制”,并不折不扣地予以执行。具体来说,可以从三个方面着力：一、从法律上增强患方对病历资料的控制权，赋予患方查阅、复制病历资料及控制病历资料的权利。这样不仅能够帮助患方更好地了解医疗服务的运作细节,以公开和透明促进医疗机构提升服务质量,还能增进患者与医务人员之间的交流、沟通和理解,有助于在良性互动中建立彼此信赖的医患关系。二、增大篡改病历行为的违法成本。一方面要订明隐匿、伪造或者销毁有关资料的情节严重情形,防止监管部门滥用自由裁量权；另一方面,要增加违法行为的刑事制裁手段。三是以立法的形式增强防范机制。目前,我国正在推进医疗信息化改革,相关部门应以此为契机,完善法律规范,保证病历的真实完整。
——《新华每日电讯》
在医疗纠纷中,真实完整的病历是还原责任的重要依据,但在近年间，篡改和销毁患者病历的事件时有发生。对此，《新华每日电讯》有评论认为：医治篡改病历乱象，需要对症下药，药方就是尽快设计和完善“良法美制”，从根本上进行防范和规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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泛滥的医疗广告种下医患交恶祸根
泛滥的医疗广告中，泛滥着对药效的夸大。在这些广告中，没有不敢说的话，没有治不好的病。缺乏医学知识的公众对医疗仅有的一点认知，很多就是在虚假医疗广告的耳濡目染中习得的。在虚假医疗广告的日常轰炸下，患者自然对医疗有了很多不切实际的期待。当他们带着“癌症可以治愈”、“医生能药到病除”、“医院能妙手回春”之类的期待来到医院，而医院又无法满足他们这种不切医学实际的期待时，可想而知会发生怎样的冲突。
泛滥的医疗广告，还助长着医疗圈的浮躁，其折射出的，不仅仅是广告的虚假，还是一种败坏的医疗文化生态。药商会把巨额投入花在广告宣传中，却在其他投入上无比吝啬。典型如哈药集团，广告投入是环保投入的27倍，烧钱营销却称无力治污；修正药业，仅一个月广告投入就达3亿元，可为了节约一点成本甚至不惜使用“毒胶囊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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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商迷信广告效应，患者迷信广告宣传的药效。医患关系，也正是在这种投入的错位和期待的错位中不断恶化。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会明白，化解医患冲突，简单归咎于医生和患者都无济于事，首先有必要从治理泛滥的医疗广告上入手。 ——《中国青年报》
长期以来，医疗广告通过各种渠道无孔不入地占据着人们的眼球，其中大量虚假宣传信息严重误导患者。对此，《中国青年报》有评论认为：虚假医疗广告夸大疗效，给患者传递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。而这种“对医生和医院不切实际的期待”，很多时候正是医患冲突之源。
学香港缓解医患矛盾
, http://www.100md.com 香港的医疗机构在市民心目中有很高的信誉，在那里也从未听说过有“医闹”的出现，更不要说出现患者残杀医生泄愤的事件。因此，不妨学学香港缓解医患矛盾的做法。
首先，政府的大量投入让患者享受质优、价廉的医疗服务。在香港公立医院，所有患者都能享受廉价而优质的服务。最低生活保障领取者更是免交所有费用，经济确实有困难者，只要有合理说法，费用一般也可以免除。所有这一切都是由香港政府“埋单”。
其次，医生的良好职业操守赢得了患者的信赖。在香港，所有医生和病人交谈时都是轻声细语，十分耐心，也不存在医生开大处方的现象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香港医疗界的行业操守非常严格，如果出现违规情况，医生就有可能被拒之于行业门外。
最后，完善的投诉渠道成功化解了医患争端。香港每家公立医院或诊所都有一名病人联络主任，处理口头或书面的投诉，并会有专人进行调查和跟进。患者若对医疗服务或者质量等方面有不满，可以向院方投诉，而院方则会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进行答复。如果患者不满意答复，可再向中立的公共投诉委员会投诉，或通过民事诉讼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。
, 百拇医药
——《人民日报》
近年来，国内一些医院屡起医患纠纷，甚至发生致人伤亡的恶性事件。对此，《人民日报》有评论认为：缓解医患矛盾，不妨借鉴香港的做法，一方面政府要加大投入，改善诊疗条件，让患者看病更方便、更便宜；另一方面，医疗机构要切实提高医疗质量，改进服务态度。此外，还要让患者的投诉能得到及时处理。
警务室要为重建和谐医患关系服务
近日,卫生部、公安部联合发布了《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》,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公安机关在医院派驻警务室。对此，《法制日报》有评论认为：让警务室在医患关系的重建中,真正发挥出其应有的中立调解和淡化矛盾的作用。
, 百拇医药
医院警务室的设立,其实并非是普通人理解的帮谁不帮谁,而更重要的是起到制止伤害和调解纠纷的作用。在医患双方都只站在自身立场考虑问题,因而容易走入极端的情况下,确实需要一个中立的机构,在纠纷中起到一个协调的作用。如此一来,我们就不难发现,医院警务室的设立,其实有着必要性。
医患关系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平等的关系,这个关系中的双方都有着需要正视和维护的合法权益。为医患纠纷的处理和医患关系寻求一个合理完善的机制,与保护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医院免遭“医闹”骚扰的权利,不能混为一谈。更何况,对医疗机构治安环境的维护,同样也是保护其他患者的正常就医权益。我们不妨把对医院警务室的质疑,转为对其正常运行的公开监督,让警务室在医患关系的重建中,真正发挥出其应有的中立调解和淡化矛盾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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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生的患者刺杀医生事件，让社会各界都在对医患关系进行反思。 对此，《人民日报》有评论认为：患者要体谅医生的辛苦，医生也要体谅患者的不易。只有用心换心，医患关系才能走向和谐。
据杀害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的犯罪嫌疑人李某说：“我对医生肯定有误解，但医生不了解我的辛苦。” 看来，医患双方要学会换位思考。
北京儿童医院张金哲院士，每次接诊总要站起来迎接患者，看完病还要把患者送出门，让患者感受到一种尊重。北京协和医院一位医生为一位患者做了肺癌切除手术后，每年逢手术这天，患者都要亲自登门探望这位医生，以示感谢，从43岁一直到73岁，风雨无阻。这样的医患关系，能不让人感动吗？如果医生设身处地从患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，尊重患者，关心患者，即使有点差错和失误，也容易得到患者的宽容和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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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者由于受疾病折磨，很容易产生烦躁焦虑等心理。如果医生只看病不看人，不关注患者的疾苦和主观感受，就很容易激发患者的不满情绪。例如，患者多说几句话，医生就不耐烦；在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时，医生过分强调风险和不利因素，而不给患者家属信心和安慰。这些都是导致医患纠纷的隐患。因此，一个医生不管医术有多么精湛，如果漠视患者的心理感受，就不能算是一个好医生。即便治好了患者身体上的病症，也很难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。
医患双方是一个战壕的战友，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。如果医患之间能够多一分理解，少一分猜疑，医患关系就会越来越和谐。
——《人民日报》
, 百拇医药 医院“自备药店”为哪般？
为了遏制过度医疗，卫生主管部门对医院有“药占比”的考核指标，一般而言，医院被允许的“药占比”为45%。那么，如何才能既赚更多钱又不超红线？宁波这些医院给出的对策是开药店。
尽管药还是那些药，钱还是那些钱，但因为两条路径两本账，就再无超线违规之忧：“药占比”还是45%，甚至可以不足45%，但医院的钱却不但没少赚，且还可以越赚越多。废除“以药养医”是大势所趋，但如此“一院两制”的背后，却是变相的“以药养医”。
如果说政府的“公益心”是医改成功的保证，那么医院的“公益心”亦是医改成功的前提。医院的“公益心”如何，将直接影响到医改的效果。没有“公益心”，就难以对既得利益的自我剥夺，而移花接木的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”则几乎是必然的，医院“自备药店”显然是最新的例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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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有媒体报道，在宁波一些医院，为了不让药品收入“肥水流入外人田”，除了原有药房，还在院内开了药店。不少病人拿着盖章的处方单到药店配药。对此，人民网有评论认为：政府的“公益心”是医改成功的保证，那么医院的“公益心”亦是医改成功的前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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